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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苏轼《石钟山记》到曾国藩日记:绵延至今的石钟山命名之争

2023-06-13 08:24:30 1094

摘要:石钟山位于今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,正处在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。这样一座相对高度只有40米的小山,取什么名、有什么讲究,其实并不重要。但从苏轼的著名散文《石钟山记》之后,它的名称来历似乎就成了个大问题。石钟山苏轼说,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其音,山下多...

石钟山位于今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,正处在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。这样一座相对高度只有40米的小山,取什么名、有什么讲究,其实并不重要。但从苏轼的著名散文《石钟山记》之后,它的名称来历似乎就成了个大问题。

石钟山

苏轼说,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其音,山下多孔穴,水涌入穴,则“大声发于水上,噌吰如钟鼓不绝”,他因此嘲笑扣击两石听声音的李渤。如今石钟山被称为“中国千古奇音第一山”,可见大多数人信服苏轼《石钟山记》。数百年以后,清代的俞樾和曾国藩认为苏轼的说法也不对,曾国藩在《石钟山名考异》和日记中说,石钟山下有洞穴,“深不可穷,形如覆钟”,因此“钟以形言之,非以声言之”,俞樾说“全山皆空,如钟覆地,故得钟名”,说“东坡当日,犹过其门,而未入其室也”。

论形的曾国藩、俞樾和论声的苏轼,哪个更正确?

(一)钟名何来:从郦道元到李渤

元丰七年(1084)正月,宋神宗出御札,苏轼由黄州(今湖北黄冈)团练副使移官汝州(今河南临汝)团练副使。五年前苏轼遭遇“乌台诗案”,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。他原以为会久困黄州度过后半生,已经安心在东坡平整土地、种植粮蔬,自号东坡居士。不料又得调令,他趁机走亲访友。弟弟苏辙受乌台诗案牵连,被贬为监筠州(今江西高安)盐酒税,苏轼赴筠州和苏辙同过端午,还和友人参寥同游庐山,写下了《题西林壁》。当时恰逢长子苏迈被任命为饶州德兴(今江西德兴)县尉,苏迈参加科举考试之后首次得官,这是苏家的一件大事,因此苏轼绕道和儿子同行,到了湖口再分手。

六月初九(公元1084年7月14日),苏轼终于和苏迈一起“得观所谓石钟者”。这一路上苏轼的心情是极为振奋的,因此《石钟山记》行文中透露出旷达自适的意味,与他此时的积极情绪有关。

苏轼的《石钟山记》以议论为主,间以写景,主要内容是对石钟山得名的探究。他以李渤的《辨石钟山记》开头,重复了郦道元和李渤的观点:郦道元认为是微风鼓浪、水石相搏,从而形成钟声,李渤则认为由于山石材质奇特、扣击之声神奇而得名。苏轼考察之后,发现山石多窍穴,“微波入焉,涵澹澎湃”,发出极大声音。因此总结说,郦道元说得太简单,而“笑李渤之陋”。

首先要说明的是,现存的桑钦《水经》根本没有提到石钟山,更找不到“彭蠡之口,有石钟山焉”这句话,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也查阅不到苏轼《石钟山记》中所说的“郦元以为下临深潭,微风鼓浪, 水石相搏,声如洪钟。”苏轼引用《水经》和郦道元观点的内容照搬自唐代李渤的《辨石钟山记》,后来谈到石钟山的各位学者也并未去翻检《水经注》,而是直接引用苏轼的说法,把“水石相搏说” 牢牢地扣在郦道元身上,这倒像是郦道元的一桩“不白之冤”。不过,也有可能是否在唐代以后的《水经》和《水经注》中,这一段落恰好都佚失了。

《集古录跋尾》

欧阳修与苏轼关系密切, 嘉祐二年(1057),苏轼参加会试,欧阳修为权知礼部贡举,正是他放苏轼“出一头地”。 无法判断苏轼有没有看过欧阳修编集的《集古录跋尾》,但可能性是很大的。即使之前不知道这篇短文,到了九江自然也就知道李渤与石钟山的故事了。因此,苏轼是“有准备地”去游览石钟山的。

(二)曾国潘和俞樾:苏轼之“误”?

李渤以山石材质为命名原因,正面临苏轼所说的问题:“石之铿然有声者,所在皆是也,而此独以钟名,何哉?”能够发出响亮清越声音的石头未免太多,中国从远古时期起就以石磬为重要的打击乐器,何处石头不能响,这里偏偏以石钟山为名,确实很奇怪。

曾国藩和俞樾的以钟为形的观点,初初一看,似乎更加合理。石钟山下多孔洞,山腹中空,这很可能正是石钟山得名的由来。俞樾在《春在堂随笔》中记录了亲家翁彭雪琴侍郎的说法:

彭玉麟像

彭雪琴即彭玉麟,曾任清朝的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。俞樾应该是赞同自己亲家翁说法的,问题是彭雪琴的说法显得夸大其词,令人怀疑。这么多年过去,除了彭雪琴,谁又曾在石钟山里的石穴见到所谓“我来醉卧三千年,且喜人世无人识”的诗句呢?涨水时期,山洞都会被淹没,这些镌刻在石上的诗句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?有趣的是,曾国藩在日记中恰恰记录了和彭雪琴入石钟山考察的事情,当时彭雪琴是曾国藩的下属,曾国藩可没说到什么“丹房”、“小憩千年人不识”:

石钟山的苏轼像

苏轼在月明之夜所观察到的石钟山有什么特点?夜色之下见到的山形,“大石侧立千仞,如猛兽奇鬼,森然欲搏人。”考虑到石钟山相对高度不过四五十米,苏轼的描述无疑是一种诗意的夸张。更令他产生无穷想象的是所听到的“山音”,有生灵之音,栖鹘磔磔云霄间,鹳鹤叫声响于山谷;有自然之音,山石“与风水相吞吐,有窾坎镗鞳之声,与向之噌吰者相应,如乐作焉。”

夜深人静时,万籁俱寂,苏轼与儿子苏迈、舟人泛舟于辽阔的水上,注意到水石相激的声音洪亮而别有韵味。有人曾说,苏轼为什么要在光线不好、行舟不便夜间才去游石钟山?很可能苏轼当时要验证郦道元的“水石相激发声”的说法,夜间才便于感受石钟山之声。

石钟山景色

在中国古代士人心目中,音乐表现着人的内在心灵,有着极其超然的意味,《礼记》说“知音而不知乐者,众庶是也,惟君子能为知乐。”对自然之“乐感”的发现,则可以追溯到庄子。庄子认为自然是“道”的体现,他推崇自然,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,把“与天地精神独往来”作为理想。从魏晋时期开始,接受庄子思想的士人们就“以玄对山水”,希望从自然景物中领悟宇宙和人生的本质,对自然的欣赏折射出士人们超脱玄远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。

苏轼显然也接受了庄子思想,他对艺术的追求是“天工与清新”,赞赏“行于简易闲澹之中,而有深远无穷之味”,强调超然、自得、天成之韵,恰如同庄子在《齐物论》所说的“天籁”。 庄子说,“地籁则众窍是已,人籁则比竹是已”,而天籁是天然发出的声音,是音乐的最高境界。十多年后的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五日(1101),苏轼从谪居的海南儋州回返,路过江西南安,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只有半年时间,司法掾吴君拿出《石钟山记》给苏轼看,苏,写了《跋石钟山记后》:

苏轼在石钟山感受江水穿石,大声发于水上,噌吰如钟鼓不绝,这是一种人与浩荡无垠的自然相融相合的体验。水起、风声、石响,这就是“庄生所谓天籁”。

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理学名家,彭雪琴也是理学中人,理学是“社会之心”,与庄学的“超越之心”针锋相对。即使晚清时期的理学和宋代的理学有所差异,却都有“重道轻文”的特点,理学家们难以体会到诗人们的诗意和胸怀。比苏轼大四岁的程颐看不起杜甫的诗歌,说“能言诗无如杜甫,如云‘穿花蛱蝶深深见,点水蜻蜓款款飞’,如此闲言,道出做甚?”曾国藩和彭雪琴也未必能感受到苏轼月夜游于赤壁之下“浩浩乎如冯虚御风”、“飘飘乎如遗世独立”的情思。这就是诗人和理学家之间的不同:诗人眼中只有诗,理学家眼中全是理。

有趣的是,苏轼的《石钟山记》本身就与当时北宋的理学“气场不合”。张载和程颐与苏轼生活在同一时代,比苏轼年纪略长,他们把“知”分为先天具有、靠内心体悟的“德性之知”和后天的、需要依靠耳目见闻培养的“见闻之知”,张载说,“德性所知,不萌于见闻。”“圣人尽性,不以见闻梏其心”,程颐认为“大凡学问,闻之知之,皆不为得。得者,须默识心通。”二程贬低“见闻之知”,认为这与真正的学问无关。苏轼则强调“事不目见耳闻,而臆断其有无,可乎?”这俩人唱的分明是“对台戏”。两年之后苏轼因为司马光的丧礼嘲笑程颐说“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”,程颐也在苏轼长子苏迈的官职上“使坏”,双方的交恶似乎在《石钟山记》里就隐隐约约能看见苗头。

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:如果苏轼到达石钟山下,正是白天,正是枯水季节,苏轼恰好进入岩洞,看见山腹之中的阔大洞天,他会采纳“以形命名论吗”?可能会,但更可能不会。相比以外形论,以“天籁”论显然高妙得多。为什么要放弃一个相当雅致的命名原因,去认可一种浅白的、无甚意趣的理由呢?苏轼曾说,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”,论山名以形似,难道不是“见与儿童邻”?山形如钟与天籁之音,显然后者更有意趣、更近玄远之“道”,更能得到文人的青睐。

(四)感念苏轼

游石钟山一年之后,宋哲宗即位,高太后临朝听政,苏轼时来运转,重新被起用,很快成为朝中大员。之后他认识了米芾,米芾是湖北襄阳人,恰好有一块用石钟山之石制作的砚台,可见苏轼与石钟山有缘。他特意写了《米黻石钟山砚铭》:“有盗不御,探奇发瑰。攘于彭蠡,斫钟取追。有米楚狂,惟盗之隐。因山作砚,其词如陨。”

如今的石钟山,大半名声因苏轼的散文而起。客观地说,因为时间久远,石钟山得名的由来已经难以说清。无论是曾国藩等人以形论,还是苏轼以声论,或者有些研究者提出的形声结合论,反映的都只是提出者本人的立场,与真正的得名原因无关。这场持续数百年的争议,在增加石钟山的意趣、成就了石钟山的名气上,倒也不能说全无意义。正因为苏轼等人,才把石钟山变成了一座“文化之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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